读了文学作品有不同意见，提出来批评讨论，是平常事。对待新武侠小说也无须例外。如果从作品实际出发，以平常心进行不同意见的探讨切磋，相信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都会有新的进展。
然而，不久前的批评讨论中却出现了惊人之举，那就是何满子先生公开提出了一个令人震骇的见解：对新武侠，不读作品，就可以批判，可以开骂。理由呢？请看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为武侠小说亮底》和《中华读书报》上的《破“新武侠小说”之新》两文中的一段妙论：
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道理似乎很过硬。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准。打个比方，没有吸过毒的人就不能批评贩毒吸毒？没有卖过淫嫖过娼的人就不能批评卖淫嫖娼？除非谁能对这样的问题作否定的答复，那我就服他。
这里运用的是循环论证法：不读作品早就认定武侠小说无论新旧都是“毒品”、“鸦片”，反过来，又以“毒品”、“鸦片”为理由辩护自己用不着读。这使我想起了幼时听到的一则故事：一群百姓等候在刑部门前，想知道一位平日清正而颇有民望的官员何以被捕、犯何罪律，忽然，执法官宣读了皇上御旨：“该犯罪大恶极，无须公布罪状，着立即斩决！”“罪大恶极”而又“无须公布罪状”，十个字再妙不过地透露了这位“圣上”的专横和亏虚。不读书就定其罪，玩弄的正是同一类把戏。贩毒吸毒、卖淫嫖娼，原是世上千千万万民众付出极其惨痛、巨大的代价后才证实的公害，它经过医学鉴定，获得社会公认，亦为法律所不容。武侠小说与这类犯罪勾当，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干系？它又被什么权威医学部门和法院鉴定为“毒品”？何先生用这样不伦不类的比喻硬把二者扯在一起，只能表明他强词夺理、诡辩唬人而已。当然，这可能不是何满子先生的发明。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有一伙“左”得可笑又可怕的人，为了用鲁迅来祭他们“普罗文学”的大旗，不但骂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而且称鲁迅的作品“以趣味为鸦片，麻醉青年”（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可见，所谓“精神鸦片”之类的罪名，原是那些“朕即革命”式的人物封他人嘴巴的老法子。
武侠小说的基本功能到底是什么？如果从实际阅读感受出发，大概许多人都会承认，武侠小说的功效在于激发读者的正义感，褒扬见义勇为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制造幻想”，教人消极地等待侠客来拯救。武侠小说给人灌输的是一腔热血，让人憎恨残暴的压迫者，同情无辜受虐的百姓，勇于行动，不惜牺牲；它与革命精神正好是相通的。《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曾自述年轻时“成天让武侠小说迷瞪着，满脑子的劫富济贫”。1931年她之所以能单身离家走上革命道路，与那时爱读武侠小说“很有关联”：“你想啊，惜老怜贫、除暴安良的动机，和救民水火的革命思想本来就是吻合的么！”《光明日报》1995年3月24日第六版所报导的杨沫这位“老革命”的现身说法，使人相信武侠小说不那么可怕，至少和革命不那么对立。在我们眼前还有一个实例就是汤一介教授。他少年时代也喜欢读武侠小说，被强烈的是非感、正义感所激荡，终于在1943年和另外两个小伙伴一起，想从昆明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刚走到贵阳，就被国民党警察抓了起来。如果考察青少年时期的鲁迅，更可发现《剑侠传图》、《吴越春秋》这类作品，曾怎样影响了他的思想，使他少时即自号“戛剑生”，做出不少侠肝义胆的事。1926年，竟写了现代武侠小说《铸剑》，而且其主人公黑色人的名字“宴之教者”，就是鲁迅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亦未将武侠小说称为“精神鸦片”，反而说：“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所有这些都说明：何满子先生所谓“武侠小说的立足点和基本精神，和宣扬好皇帝和清官一样，是制造一种抚慰旧时代无告的苦难庶民的幻想”（也就是“精神麻醉品”），这种罪名并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我们暂且不谈何先生在好皇帝、清官问题上的极“左”看法）。实际上，真正“无告的苦难庶民”，根本不知侠客为何物，他们既没有读武侠小说所必须的文化程度（往往一字不识），也没有听武侠评书所必须的余暇时间（终日忙于生计），因此，即使退一万步说，想要他们中“精神鸦片”的毒，也都没有这种可能。所谓“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一类怪罪武侠小说阻碍群众革命觉悟的论调，其实只是三十年代那些“革命急性病者”脑中虚构的产物；同那种企图放一把火烧掉小资产阶段的资产，使之无产化，以壮大革命力量的想法，一样的可笑。
并不是说武侠小说的意识内容全都健康。由于旧武侠作品产生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带有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之类封建性烙印。也正因为这样，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就有很大意义。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在于富有现代人文精神和艺术上的新成就、新创造。以金庸为例，他的作品不但破除了旧武侠小说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等封建性烙印，而且在根本内容上崇尚个性自由与人格独立，反对封建专制与黑暗暴政，重视人的社会责任，将侠义精神从旧日“士为知己者死”提高到为国为民的高度。金庸小说还渗透着男女平权、爱情专一、主张保持传统而又革新传统、认为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等现代思想观念。金庸也是以平等和一视同仁的态度写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第一位武侠小说家，他所塑造的契丹血统英雄乔峰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放射出异彩。尤其值得钦佩的是，在中国大陆个人迷信盛行、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国家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文革”年代，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作品中揭露“文革”错误，反对个人专制，批判个人迷信，抨击造成社会混乱的夺权行为，讽刺黑白颠倒、丧失理性的政治批判运动，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与大无畏的勇气。金庸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说明他自觉地追求武侠小说的思想性与现代精神。在1967年的“红色风暴”中，香港造反派曾将金庸作为“反动分子”列入“应予处死”的“五人黑名单”中，名单上的第一名林彬（一名电台广播员），因反对“文革”而在上班途中被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金庸是这张名单上的第二名，不断受到警告，《明报》编辑部也收到了邮包炸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金庸仍然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坚持用自己的笔做武器，对错误思潮和个人专制现象进行揭露批判。人们习惯于称张志新、遇罗克、顾准为“思想者”。按金庸在六十年代后期的表现（且不说他八十年代在香港基本法起草中的作用），无疑称得上是一位目光敏锐、见解深邃的出色的思想者。像长篇《笑傲江湖》，已远远不止于一部武侠故事，从象征的层面上看，它也是一部类似于卡夫卡《城堡》的寓言小说。他当年预言的林彪将会垮台，江青在毛主席逝世后将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这些也都已得到历史的证实。他最后一部长篇《鹿鼎记》所塑造的韦小宝，很可能也成为与阿Q相媲美的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这样的新派武侠小说，不但二十世纪里已经开了许多研讨会，相信在二十一世纪里还会继续不断地研讨下去。何满子先生虽然以洋洋洒洒数千言来“破‘新武侠小说’之新”，实际上连这类小说的边角也没有摸到，更谈不上“破”了。这也不奇怪，因为不读作品而真能够“破”，岂非意味着星相学、卜卦术都成了科学的文艺批评？！
不读作品就定其罪，这种风气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以六十年代初小说《刘志丹》这个大案子为例：作品被扣上“反党”帽子，作者被关进监狱，闹得震惊全国，但据说从揭发者、挑唆者到定罪者，竟没有一人真正读过作品。为什么？因为小说本身当时并没有写完，更谈不上正式出版。就这样，在那个时代，形成了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何满子先生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我相信，我们都会共同希望那样的年代不要再重复。搞批评，总得先读书，先研究自己要谈话的对象。朝空中吐唾沫，最后只会掉到自己眼睛里。何满子先生写过许多好文章，我对他怀有诚挚的敬意。但是他对武侠小说的态度，我确实不敢苟同，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在这里提出商榷。如果何先生坚持武侠小说无论新旧都是“精神鸦片”、都是“屎”的主张，那么，我建议他解剖两个麻雀以示范，请他分析一下鲁迅的《铸剑》、老舍的《断魂枪》，看它们“毒”在何处，“臭”在哪里。如何？
